唐诗三百首网 > 唐诗三百首文献 >

永远的《唐诗三百首》

  永远的《唐诗三百首》

  王水照

  内容提要 《唐诗三百首》是流传最广泛的诗歌选本,其成功之处体现在编选体例和选取标准上。孙洙对己有的同类选本和当时诗坛三大流派,均作过研究分析,才能做到编排合理、体裁完备、篇幅适中、抉择精当。他对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采取“精中选精”的方针,构成选目的基础;但又兼取“神韵”、“性灵”之说,形成多姿多采的自家面目。

  关键词 《唐诗三百首》 孙洙 编选 《唐诗别裁集》

  清孙洙(1711-1778)编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,就其传播之广泛和持久而言,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唐诗选本,甚至位居中国古今诗词选本之首。一位著名作家说过,“最能表达汉语汉字的特色的,我以为是中国的旧诗。一个懂中文的华人,只要认真读一下《唐诗三百首》,他或她的心就不可能不中国化了。”(王蒙《非常中国》)为什么这部普普通通的童蒙书在编选上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,而其文化功能又如此深远?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。

  《唐诗三百首》编成于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,署名“蘅塘退士”。长期以来人们不知其真实姓名,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学者的考证,确知他为孙洙。他是无锡人,字临西,蘅塘退士乃其别号。乾隆十六年(1751年)进士,历官直隶大城、卢龙、山东邹平知县。二十七年,任山东乡试同考官,后改江宁教授。其传记资料可参看顾光旭编《梁溪诗钞》卷42、窦镇《名儒言行录》卷下、《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》之《孙譔鸿自述》(孙譔鸿乃孙洙五世孙)。1929年刊行的《孙氏宗谱图咏》卷3为“杜庐校谱图题咏集”,孙诰鸿题诗有句云:“画图一幅垂不朽,应证吟咏愧蘅塘”,自注云:“先五世祖临西公讳洙,晚号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通行海内譔鸿、诰鸿当为同辈裔孙。

  尽管是部普及性读物,孙洙却在编选体例和选取标准上先行作过一番斟酌,尤对已有的同类选本的得失优劣,进行分析和研究。他在卷头题辞中说:“世俗儿童就学,即授《千家诗》,取其易于成诵,故流传不废。但其诗随手掇拾,工拙莫辨,且止五七律、绝二体,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,殊乖体制。”《千家诗》相传是宋谢枋得所编选的一部启蒙选本,长期“流传不废”。但孙洙认为它有三项缺点:一、选取标准不严,羼入一些并非上乘之作品;二、诗歌体裁不全,仅止近体诗的五七律、绝二体;三、作者年代不够整齐统一,唐宋两代诗人混而编之,先宋後唐,忽宋忽唐,颇显零乱。这都是他编选《唐诗三百首》时所应避免的缺点。其次,在孙洙生活的时期,诗坛正流行三大流派,即王士禛的神韵说,编有《唐贤三昧集》;沈德潜的格调说,编有《唐诗别裁集》;袁枚的性灵说,有《随园诗话》等诗论著作。孙洙的本意是“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,择其尤要者”而编撰此书,而且要达到“俾童而习之,白首亦莫能废”的目的,就是说,他必须选出脍炙人口的唐诗精品,不仅供儿童启蒙之用,老年人也可诵读,以收长幼咸宜雅俗共赏的效果这是一个优秀选本的最低要求,但同时也是最高标准。因此孙洙对上述三大诗歌流派进行过认真的抉择,虽然他从《唐诗别裁集》中汲取甚多,但也从王、袁两家中有所吸取,颇具包容性和多元性,这是这部选本取得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。取名“唐诗三百首”,系从他《题辞》所引俗谚: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”中化出。有人说是从“诗三百”而来,恐怕不确,《诗经》是儒家经典,想来他不敢如此“僭越”。此书是他与继室徐兰英共同编选的,后来为此书作“补注”的陈婉俊(伯英)也是女性,这反映出清代士人家族的一种文化现象,也说明唐诗接受的普遍性和全民性。

  一

  《唐诗三百首》在编例和选目上有些什么优长呢?

  编排合理,体裁完备,是此书编例上的突出优点。此书按不同诗体编排,计五古33首、乐府7首;七古28首、乐府14首;五律80首;七律50首,乐府1首;五绝29首,乐府8首;七绝51首,乐府9首,共310首。(此书原本可能是302首,因屡次刻印,每有增补,故有321、317、313首等不同)这一编例,与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相同,均能做到眉目清楚,条理井然。唐人完成了从古体诗到近体诗的转变,因而诗体大备,孙洙采纳沈书体例,实际上也为初学者展示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全部体裁。但比之沈书仍有两点不同:一是不选排律,这当然与童蒙书的要求明白易解、便于记诵有关;二是把乐府诗单列,置于各体之末。沈德潜说:“唐人达乐者已少,其乐府题,不过借古人体制,写自己胸臆耳,未必尽可被之管弦也。故杂录于各体中,不另标乐府名目。”(《凡列》)但孙洙采纳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的意见,予以单列,以示此诗体的别有系统。有人认为《唐诗三百首》另立乐府类,为“极不恰当”,因“乐府”与“古诗”在诗歌形式上“并无分别”。我以为从律诗发生学而言,大都由乐府诗演变而来,至唐代仍留有遗迹。如沈佺期的《独不见》,既为乐府体,又是典型的七律,《唐诗三百首》编入卷六“乐府”类,以表明乐府诗并不完全是古体诗,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  再从选诗的数目来看,总数控制在300首左右,固然为那句“熟读唐诗三百首”的俗谚所规定,但篇幅适中,适合于儿童的接受能力和水平。《全唐诗》总数有49000首, 300首仅占0. 6%。尝脔一鼎,窥斑一豹,这个比例是颇为恰当的,这也成为以后普及选本规模的一种范式(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即推出“三百首”系列,形成一个“品牌”)

  原书除选诗作品正文外,还有注、评、点。注只注事,不释义;评在诗行之侧,指点作法、作意;点有句圈和连圈,表示重要句或佳句。这些项目设计也是为了初学者能增进和提高对诗意的了解和欣赏,如杜甫《望岳》旁批:“字字是望”、“结明望字”;王维《青溪》“声喧”句批“闻”,“色静”句批“见”;“漾漾”句批“溪中”,“澄澄”句批“溪上”等,颇有提挈点醒的作用。子墨客卿为章燮《唐诗三百首注疏》作序(光绪十年, 1884年)说孙洙“以‘闻’‘见’‘山’‘水’等字指点初学,颇具苦心。其选诗大意具见旁注,亦复要言不烦;间有笺释,足资考证。”所言颇是。但比较简略,因而后世作《补注》、《注疏》、《新注》者络绎不绝。

  二

  一部优秀选本,除了具备合理妥善的编选体例外,更重要的是选诗标准的正确,这就取决于选家的眼力和艺术修养。所谓“体制备而抉择精”(张萼荪《新体评注唐诗三百首》),《唐诗三百首》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要求。

  一是艺术取向兼容并包,而又突出雄浑壮阔的唐音基调。不可否认,此书受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影响甚巨。沈书初版于康熙56年(1717), 40多年后,更作增订,收诗1928首,诗人270人,于乾隆28年(1763)年编成,与《唐诗三百首》的编成都在同一年。今《唐诗三百首》所选诗与增订本同者达2/3左右,孙书从沈书中取资甚多,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已当作“蓝本”之用,乃是不争的事实。这是因为沈书标榜“去淫滥以归于雅正”(《原序》),以李、杜为宗,突出唐诗雄浑壮阔的基调,正与孙洙的审美旨趣相吻合,也适合于童蒙普及的需要。然而,仔细寻绎,两书的差异之处甚堪玩索:一是升王(维)退李(白)。沈氏自云,他此选为“使人知唐诗中有‘鲸鱼碧海’、‘巨刃摩天’之观”(《重订唐诗别裁集序》),实针对王士禛《唐贤三昧集》之排斥雄奇之作,因而“是集以李杜为宗”(《凡例》);孙氏却推崇王维,选诗29首,比李白(27首)为多,除选取《老将行》、《洛阳女儿行》等雄健、清丽之作外,大量地入选《山居秋暝》、《过香积寺》、《积雨辋川庄作》、《鹿柴》、《竹里馆》等符合“神韵”标准的佳作。二是推重李商隐等抒写男女之情的作品,尤其入选多篇《无题》诗,这又与袁枚“性灵说”潜通暗合,也表现出孙洙的颇为宽容的艺术态度。三是不选李贺“荒陊古奥、怨怼悲愁”的奇丽之作,这应是普及选本的性质所使然。四是少选五言试帖诗。此类诗在沈书中颇为刺目。沈氏明确地说:“今为制科所需,检择佳篇,垂示准则,为入春秋闱者导夫先路”(《重订唐诗别裁集序》)。五是选七绝诗,李商隐、杜牧之作多于盛唐,对“诗必盛唐”的成见有一定的突破。要之,孙洙对沈氏《唐诗别裁集》采取“精中选精”的方针,并构成《唐诗三百首》的选目基础;但又不废“神韵”、“性灵”之说,多元组合,形成多姿多采的自家面目。

  二是精品意识,所选大都是思想艺术俱佳的名篇。此书已流传二百四十年,用现在的眼光对这三百多首诗逐一检查,大都仍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佳作。我们今天信口吟咏的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(孟郊《游子吟》)、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(李白《子夜吴歌》)、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(王勃《杜少府之任蜀州》)、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(杜甫《春望》)、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(白居易《草》)、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(杜甫《登高》)全都见于这部选本,不少还是现今幼儿启蒙的第一批唐诗。鲁迅曾不满于《三百首》所选唐玄宗李隆基的《经鲁祭孔子而叹之》,他认为“和我们不相干”(《徐懋庸作〈打杂集〉序》,见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)。其实,孔子一生,经历曲折,又尊为圣贤,真不知“从何处赞叹?”(沈德潜语)李隆基在祭孔时,着眼于他的栖惶不遇:“夫子何为者?栖栖一代中”,用典自然贴切(见《论语·宪问》);“叹凤嗟身否,伤麟怨道穷”,对仗亦称工整。纪昀说此诗“祗以唱叹取神为妙”,平心而论,还是一首不失水平的诗作。(作者也可能有把他作为帝王之诗予以选录的因素在内)自然,没有被选进去的诗中,肯定有胜过已选者,这就无可厚非了。

  三是作家的涵盖面和代表性。此书共收诗人70家,以杜甫(38首)为第一,次为王维(29首)、李白(27首)、李商隐(22首),以此四人作为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四大家,可谓别辟蹊径,令人耳目一新。从作者的社会身份而言,从皇帝、名臣、布衣、和尚、歌女乃至无名氏等均一视同仁。如西鄙人的《哥舒歌》(北斗七星高)、无名氏的《杂诗》(近寒食雨草萋萋)等,都是《唐诗别裁集》未收的。尤把杜秋娘的《金缕衣》(劝君莫惜金缕衣)置于卷末,颇有“压卷”意味。

  《唐诗三百首》中有一个前人未发现的错误,即混入宋诗[1]。张旭名下的《桃花溪》:“隐隐飞桥隔野烟,石矶西畔问渔船。桃花尽日随流水,洞在清溪何处边?”孙洙批云:“四句抵得一篇《桃花源记》”。此诗实是宋人蔡襄所作的《度南涧》。但这个错误从宋代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起已存在(大概是洪迈贪多务得吧),一直错到王士禛《唐贤三昧集》,康熙的《御选唐诗》,也就难怪孙洙了。这个错失是由莫砺锋先生发现的,见他的《〈唐诗三百首〉中有宋诗吗?》一文(《文学遗产》2001, 5期)。

  参考文献:

  [1]莫砺锋.《唐诗三百首》中有宋诗吗?.文学遗产[ J].2001. (5).

  [ 作者简介 ] :王水照 (1934-   ) ,男,浙江馀姚人,复旦大学教授,博士生导师,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。复旦大学 中文系,上海  200433.

  原载:《中国韵文学刊》第19卷第1期2005年3月


Copyright © 唐诗三百首网 http://tssbsqj.cn/